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共同的重要议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从内涵来看，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我国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是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的碳排放主要是以生产领域为主，进而带动消费领域的碳排放，生产和消费呈现高度正相关性。控制碳排放促进经济发展，短期可以通过控制消费领域的碳排放，增加生产领域的碳排放来获得发展优先权。

　　具体体现在：第一，我国的碳排放主要以煤炭为主，一方面体现生产发展的能源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煤炭的碳排放效率如果进一步提高，可为我国的碳排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第二，我国碳排放虽然体量大，但由于国土面积广袤，人均温室效应并不明显，这凸显了碳排放权益交易的重要性，有利于构建整体的发展优势；第三，我国的温室效应主要来自电力、供热方面，其次是生产、建筑领域，所以，控制碳排放主要针对电力、供热部门，还要规划好生产、建筑的碳排放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破坏。在环境友好的情况下，经济也可以保持正常增长，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努力提高发展质量，把以碳排放的总量控制为核心的“双碳”目标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要探索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地区碳排放交易等方式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长远看，碳中和与经济发展兼具是最佳目标组合。

　　在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提升的同时，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城市的发展中，“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对城市的舒适性、安全性，生活的便捷性、和谐性以及环境的生态化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既要看增量也要看质量，兼顾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在关注经济总量的前提下，统筹兼顾生活、生态、安全等。

　　我国正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仍然是主要工作，加之能源结构偏碳，实现“双碳”目标任务依然艰巨。此外，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有完善的基础条件，强大的人才、技术支持，在绿色创新能力方面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在绿色标准体系的构建上比较健全，跨区域沟通协调体系比较顺畅，而我国在某些方面仍然比较薄弱。

　　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还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例如，在一些地区传统经济比重仍然较高，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碳排放量的增加。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技术水平等综合因素。人口数量也会影响到能源需求量，进而影响能源消费量。

　　在环境和资源的双约束下，规制政策具有规制效应。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碳排放政策和建立相应的环境规制，帮助企业降低能耗，促进环保。环境规制应该包括三大类：对传统企业的环境规制，防止高污染及其形成的污染效应；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或者嫁接改造的环境规制，引导企业或产业转型升级；对新兴低碳化和绿色企业的规制，主要是引导和示范效应建设。城市发展与城市碳排放之间有着复杂关系，要因地制宜制定碳排放政策，做好环境规制与引导。

　　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不光有健全的产业、发达的商业、有吸引力的社会环境和服务，还有自我迭代和自我修复能力，促进城市低碳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进路径。

　　一是调整能源结构，确保我国能源有效和安全。推进低碳化是逐步进行的，不可一蹴而就。当务之急是确定碳减排标准，实施碳减排行动战略，对碳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加强碳排放检测，逐步减少碳排放的强度和频次，形成符合城市实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世界先进或适度超前的碳排放行动。我国要积极采取碳减排措施，推行低碳生产模式和低碳生活模式。

　　二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发展新兴产业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使用新技术，形成新产业。二是传统产业经过新技术改造，形成改造产业或者新品质产业。三是把不盈利的公益活动，通过产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形成新产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继续发挥工业企业的乘数带动效应，新兴工业和新兴产业会不断融合发展，高端制造业、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等会不断提高城市的品质。

　　三是加强环境规制，提高城市转型发展的可持续性。不同城市实施不同的规制办法，同个城市不同区域也可以实施差别化的规制办法。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我国各类投资的碳减排作用存在差异，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各类投资发挥积极碳减排作用。要有明确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促进低碳和绿色产业发展。还要实施环保责任制，避免高污染企业进入，实行谁批准谁负责。

　　四是促进碳排放交易，协调不同地区发展权和环境权。碳排放交易是一个可交易的配额制度，富裕地区可以向落后地区购买一定的碳排放权，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交换环境权和发展权，充分利用资源，有利于盘活地区经济。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